凤凰网财经讯 2月7日，天则经济研究所金融秩序司法公正研讨会在北京青竹宾馆召开。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由吴英案引起的讨论——“金融秩序和司法公正”。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讲师许志永认为，“有关的司法机关经常把非法集资行为，或者是体制外的融资行为，当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很多企业家仅仅是因为体制外的融资就被判刑了。”
许志永:前面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正在写我的题目，标题就是慎用诈骗罪名，科学监管民间金融，我的观点和传统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观念有一点区别，包括建勋提到我们干脆不要管金融，我可能会觉得也要管，就是怎么管理的问题。
对于吴英案这个事情本身，我首先是反对这样的判决的，死刑判决显然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超出了普通人的心理的良知的知觉，这说明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我反对死刑首先是基于对于死刑本身的反对，就案件本身来说，现有这些信息我倾向于吴英构成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说到这里，我需要把三个所谓的和集资有关的行为进行区分，这三个行为是一个是非法集资行为，它的特点是企业的体制外的融资行为，典型的就是孙大午的那种行为，目的是为了经营，暂时为了资金的急迫需要，这是非法集资的行为。还有一个是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根据《刑法》以及金融监管法规的定义，显然它是一种金融行为，募集来的钱约定还更高的利息，然后从别人那里拿到钱再还。还有一个是集资诈骗罪，是以集资的名义，或者是以金融行为的名义行使的诈骗的行为，这三者其实是有根本区别的，目前我们的《刑法》里面并没有规定非法集资的行为是一个罪，非法集资行为在刑法里面是没有的，刑法里面有176条叫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另外一个是集资诈骗罪，可是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注意到有关的司法机关经常把非法集资行为，或者是体制外的融资行为，当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这是2003年我们为孙大午案辩护的时候就强调的一点，刑法的176条规定特别明确，它的用以是金融行为，而孙大午不是金融行为，很多企业家仅仅是因为体制外的融资就被判刑了。
还有一种，把民间的非法金融，体制外的金融行为，当成集资诈骗罪来处理，我看到我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怎么定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它的第一条解释是有问题的，我们都能理解什么叫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我骗你的东西实际目的是为了拿走的。吴英的行为，她其实是我拿你的钱是为了给你高额利息的回报，填补以前欠款的亏空，是体制外的金融行为，也形成一个资金链，她一受到打压的时候资金链断了，如果她不受到打压，资金链还会持续下去，她用于生产实际上比较少，不是说它没有危害性，但是这种行为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是有区别的，最高法院的解释显然是扩大了解释，你说我携款潜逃了，或者用某种理由拒绝还款，大家都可以理解这叫诈骗。但是我在资金运转的过程中，你就界定我是诈骗，有说谎的行为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有本质区别的。我想谈一点，我们对待企业家的体制外融资行为要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行，体制外的金融行为要慎用集资诈骗的罪行，司法解释是有问题的。
第二，说到吴英案的背景，我对吴英案的前景不是很乐观，一个是国内的背景，这几年各种各样的非法金融行为，体制外的金融行为开始兴盛，这是社会治理能力问题，它平时监管不到位，整个社会的心理也是不太理性，像南宁不断的出现传销其实都是一回事，南宁的资本运作。2011年，安阳市的大规模集资的行为，在河南一带这种独来独去的非法的体制外的金融行为是非常普遍的，问题是中国特别有意思，本来它像一个契约行为，你把钱给了，或者你哪怕被人骗了，你得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中国不一样，就找政府去了，政府也爱管，他平时没有监管到位，这时候出事了，他并没有教化公众慎重投资，当他发现影响社会稳定的时候，就用极其粗暴，简单化的方式来管理，判死刑，这个矛盾就化解了，他是用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来化解矛盾，维稳。
国际上的背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表明了金融体制出现了问题，国内的一些政府官员他们也会更加紧张，民间一方面说金融要放开，国际上在探讨怎么样进一步监管的问题，这两个背景让这个案件不太乐观。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呼吁，这个呼吁本身并不是要去干预司法，中国的司法本来就太懦弱了，我们的呼吁是探讨到底如何科学监管的问题。我们应该是要有监管的，但是如何科学细化的问题，不能一放一乱，一管就死，这个传统应该改变了，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