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家国际知名碳基金的中国区总裁，王鹏(化名)几年来一直在中国从事着一项被称为“碳交易”的买卖。这种交易所涉及到的商品叫“二氧化碳排放权”，看不见也摸不着。一般来说，排放权的终端买家出自欧洲的排放大户，因而这项买卖依赖于欧洲经济和工业的景气度。这也是一个人造而非自愿形成的市场，其规则直接决定于《京都议定书》的延续性。几年前，这还是一门时髦、利润丰厚且前景广阔的生意。
现在的境况则不可同日而语。王鹏圈子里很多朋友所在公司的碳交易业务都在大幅压缩，他本人在整个2011年亦没有接手过新生意。“不做新项目是碳基金针对低迷行情的普遍策略。”王鹏对《中国企业家》表示，去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全球经济陷入低迷，《京都议定书》的存续前景亦趋于黯淡，所有一切都指向对于这个市场不利的一面，这加深了他们的悲观情绪。
碳交易，这个在2005年之后逐渐兴起的行业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加速下行，在最近半年降至冰点。目前的碳价正处于历史最低谷，CER(经核证的减排，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的现货价格仅为5欧元/吨左右，只有几年前的1/5左右。
但市场总是充满戏剧性，只要没有离场，机会就永远存在。不久前结束的德班气候大会就让王鹏们突然看到了市场反转的希望。“从法理上来说，《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已经明确。原有的体系可以继续存在。”王鹏认为，CDM(清洁发展机制)的下一步，从定性的角度已经清楚，只是在操作方式、减排数量与目标方面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更大转机则源于国内市场的开启。目前，国家发改委已启动包括上海在内的7个省市的碳排放交易试点，为今后“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探索。其中，新入围碳交易试点的深圳将采取以强制性碳交易为基础的方案，提出了“1亿吨/年”的总量限制和“3000家企业”的参与范围。
这给国内碳交易市场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并在迅速改变着碳交易公司的业务结构。“我们已经有一半项目定位于国内市场。”2012年元旦刚过，中创碳投有限公司战略总监钱国强告诉《中国企业家》。这家国内最大的碳交易咨询公司背靠中信证券，主要业务是CDM咨询项目。他们希望在国内市场的形成阶段就树立起自己的绝对领先地位。
中国碳交易市场正在发酵着新的野心。以CDM为核心的碳交易第一阶段或已渐近尾声，蠢蠢欲动的国内市场将逐渐拉开第二幕。但新的游戏规则还远未确立，包括碳买家、业主、咨询公司和第三方在内的相关方的利益关系，都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深刻裂变。
寒冬来袭
王鹏是国内碳交易市场上的“老人”，经历了这个市场在中国的兴衰变化。他的生意依赖于所谓的CDM。
这项机制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种灵活机制之一，为的是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减排。在欧盟2005年引入的总量限制交易(Cap-and-Trade)体系中，各成员国的企业被强制分配一定的碳排放额度。如果超过这个额度，欧洲的排放大户可以买入一定数量的转化自发展中国家项目减排额的排放权。这就是所谓的CDM机制。
王鹏的基金扮演着游移于中国和欧洲之间的风险套利人角色。中国的一些清洁能源或环境项目实现的减排量经过核证后，由类似于王鹏所在的基金买入。在一级市场信息不透明和流动性差等情况下，这些基金往往能以偏低的价格买入经过核证的减排量，并在欧洲的二级市场以较高的价格出售。
自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碳交易这个新兴的市场开始爆发式增长，王鹏们的业务也蓬勃发展。“我们有五个项目正在和联合国谈。”2008年盛夏的一天，王鹏兴致勃勃地说。那是碳交易的金色岁月，CER的现货价格在20欧元/吨以上，这些国际碳买家所花费的通常不过每吨几欧元，巨大的利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参与其中。
“我们正处在碳本位体制和美元体制博弈的时代。”王鹏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表示。他认为碳本位将会崛起，而这背后的终极推手即是欧盟，它们试图将以低碳、清洁能源为核心的发展体系覆盖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被认为规模将在未来超过石油的市场尽管还只在成型阶段，但却无法被任何玩家忽略。JP摩根和巴克莱资本等英美资本巨头纷纷投石问路，由它们控股的益可资本和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等碳买家亦是中国CDM市场最大的参与者。
不过，事情远没有想象那般顺利。从哥本哈根到坎昆，气候谈判带给人们的永远只有失望。《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条款即将在2012年到期，如果不能达成新的协议，全球碳交易体系将受到致命冲击。两年来，碳价正是因这种担忧和低迷经济的同时作用跌到了冰点。
多重压力让国内的碳交易商越来越难以承受。王鹏也是如此，过低的价格使他们和卖方之间难以达成协议。益可资本的一位项目经理表示，他们手中目前只有一些老项目尚在进展过程中。气候变化资本集团的原中国区总裁路跃兵则在更早的时候即选择离开，移师到了一家股权投资基金。“碳交易肯定会做得少一些，更多是作为股权投资之后的增值服务。”路跃兵在评价老东家如今的业务时说。
这种情况下，行业的大规模裁员不可避免。王鹏的一位朋友是一家外资资产管理公司的负责人，而这家公司的碳交易部门去年已进行了大幅压缩。“人员进行了精简，剩下的人投入时间也明显减少。他们的日常工作大部分花费在其它事务上，碳交易的工作已经降到最低。”王鹏说。
艰难破冰
2011年11月2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在南非德班召开，《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问题，是德班大会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也是众多碳交易市场参与者们急切等待的“宣判日”。
在很多人看来，德班会议很可能走上哥本哈根会议的老路，这并不奇怪，各个大国的分歧是如此明显，最可能的结局就是在激烈的争吵中拿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成果。不过，德班会议最后的“加时赛”挽回了许多人即将破灭的希望，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
当时，密切关注会议进程的王鹏立刻感觉到碳交易市场“复活”有望。王鹏的一位朋友则提前组建好了新的碳基金，路演的时间正是12月12日—德班会议结束后的第一天，“本来他对路演不抱太大希望，但最终却因为德班会议超出预期的结果而获得巨大成功。投资人反应比较热烈。”王鹏表示。
但仍不能高兴太早，CDM或许终将成为“历史名词”。目前，欧盟已改变了项目来源规则，明确将不接受2012年后注册的除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其它国家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这意味着中国的减排项目拿到国外“换钱”的路被堵死了。中央财经大学气候与能源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中国气候融资报告》指出，对于中国等的国家来说，CDM机制的未来预期充满不确定性。
这对每个传统的碳交易市场参与者来说都是全新的挑战。王鹏表示，他的应对方式就是“国际国内两手抓”，“在今后几年内，CDM项目还将作为起缓冲作用的业务，更多的工作将逐渐向国内市场转移。”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碳交易市场的成功所产生的耀眼光环，虽然在遥远的中国造就了一大批追随者，但前进的步伐却无比缓慢。2008年，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的环境和排放权交易所相继成立。之后一段时间，各地的环境交易所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时至今日，这些交易所却仍未破局，在碳交易方面的业绩依然只有一点可以忽略不计的自愿交易业务。
“自愿交易是行不通的，它所能依赖的只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自觉性。”王鹏说，国内的环境交易所希望将碳交易的平台尽快搭建好，并建立交易的标准、体系，以吸引更多的交易主体参与其中。“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王鹏说。他记得，在一次由某交易所主办的研讨会上，一位与会嘉宾大声地说道：“一个集市的形成，是应该先有道路等基础设施，还是先有买卖货物的商人呢？”王鹏赞同这种思考，他也认为培育交易主体是首先应该做的事情。
对于碳交易来说，参与主体的培育不能依靠自愿的原则，而是应该由强制减排创造出来。王鹏最近刚去深圳考察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冲击旧有体制的桥头堡在碳交易领域或许将扮演类似的角色。深圳原本不在碳交易试点的名单之中，但后来被添加进来。知情人士透露，深圳已经提出“1亿吨/年”的总量控制目标，并将把限制排放的任务分配给3000家企业。这些企业将成为交易的主体，随后的交易体系建立自然就水到渠成。
王鹏认为，深圳率先推出强制性减排目标，将对其他试点省市造成压力，总量控制的共识将慢慢形成。“最活跃的时间还没到来，但现在必须开始做准备。尽早切入，才能做成规模。”王鹏说，他现在已开始着手与一些排放企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对于买家而言，目前的国内市场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主要的参与者是为地方政府参谋的咨询公司。中创碳投就是其中一员，参与着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培育，而其身后的中信证券则等待着市场的孵化成熟。国际碳买家的业务正在萎缩，而中创碳投却开始不断扩张，“2012年上半年预计咨询人员将增加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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